永远的记忆 —我和母亲戴子淑携手步入人民大会堂同台领奖有感！
来源：原创 编辑：上道城里 时间：2025-03-04
导读：
（北京记者 孙彦东） 2012年5月19日上午10时，我和年迈七旬的母亲戴子淑，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应邀携手共同步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，参加了由中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、中华儿女报刊社、中华全国工商联、人民政协报社，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新世纪之声和谐中国征文
（北京记者 孙彦东）
2012年5月19日上午10时，我和年迈七旬的母亲戴子淑，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应邀携手共同步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，参加了由中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、中华儿女报刊社、中华全国工商联、人民政协报社，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“新世纪之声·和谐中国”征文活动表彰大会。
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·阿不都热西提、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副会委员长司马义·艾买提、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左印生中将、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斯琴高娃，以及各主办单位领导和来宾近千人参会。
从普通公民到人民大会堂的路，我们走了半个世纪，此时已不在遥远，近在咫尺，一生梦想即将在瞬间实现。望着庄严会场内，坐在代表席上的年过七旬、体态瘦弱的母亲，我不禁想起了很多往事，尤其是家乡的母亲桥。
我见过许许多多的桥，有纵横南北的桥，有曲径幽幽的桥，还有历经沧桑的桥。而令我魂牵梦绕的桥，激起我深深思念的却是故乡的小桥！
故乡的小桥朴实无华，倾斜的桥身标志着它的古老，粗大的桥墩长满厚厚的青苔，流水冲得它们伤痕累累，不知何年何月起，它们就如巨手般脉脉地托起这座木桥。圆木搭起的桥面，高低不平，空隙很大，几根铸黑的长钉紧紧地锁固它们。混沌的江水悠然东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唱着一曲单调古朴的歌，像摇响了老祖母破旧的纺车。
在这座桥心，我摔过跟头，磕坏了门牙，弄脏了衣裳，那时我常幻想能长出翅膀飞过木桥，然而，我的母亲总是逼着我噙着眼泪独自过桥。
初次走到桥头，看到急流奔过，听到哗哗喧腾的水声，我就吓得闭上眼睛，赖着要求母亲背我过桥。母亲没有答应，她拉我上了桥，教我一步步地踩着她的足迹走。我的脚不听使唤，哪有洞就往哪踩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费了多大劲，我才嚎啕大哭地过了桥，母亲也累得不汗淋漓。但她一直没有背我。
到了学校，母亲要我自己上学，每次都要经过那座桥，我也就总是绕一个大弯，从小路走。可是有一天，小路突然被堵住了，我只好战战兢兢地走上桥头，看见母亲站在桥的另一头朝我招手，我小心地蹲在地上，等母亲过来抱我过桥，可是，母亲不动声色。我只好慢慢的探出一只脚，一点点地向前移动，终于挪过了桥，扑进母亲怀抱，委屈地抽泣，她搂着我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长大了，忆起童年往事，母亲说：“哪有母亲不疼自己儿子的？但是生活的路是靠你自己走出来的。”是啊，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母亲，扬起生命的风帆远航，只身一人去闯险滩，领略着成功的欢欣。
想到这些，我为儿时对母亲有小小的怨恨而羞愧，我也为母亲深沉博大的爱而感动。我走过 很多艰难的桥，但家乡的木桥——那座指引我蹒跚学步的桥，一直给我温存的抚慰，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，还给了我无穷的力量。
这就是架在我心中的母亲桥……
我望着面前已是白发年迈、步履蹒缠的母亲， 我不仅又想起了她的坎坷人生经历……
1941年，母亲出生在北京市西单区西长安街大六部口37号。她的父亲戴汉英（又名戴显宗，也是我的外公），辽宁省海城市人，1912年生，黄埔军校第十期学生，精通多国语言，在国民党部队先后任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、旅长，军阶上校。
她的母亲叫庞宝珍，也就是我外婆。1915年生，辽宁海城人，曾在海城市女子师范学校任教，爱国将军张学良第一任夫人余凤至的嫂子是她的姑姑。
1949年，外公和傅作义将军共同参加北平和平起义后，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。不久，外公被政府带上“历史反革命”的帽子，离开军界做小生意。
母亲在读小学时，就品学兼优，每年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都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青少年观礼，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检阅。
1958年，母亲受父亲的株连，全家八口人被北京市公安局押解至吉林省瞻于县双龙河乡东双屯，就是今天的吉林省通榆县乌兰花乡林水村后德社。由于生存环境艰苦，外公患上了肺结核，无钱治病，吐血也得下地劳动。
1961年，这位坚强正直的黄浦军人，我的外公离开了人世。母亲用自己一年的工资，为外公买来了新衣服和棺材，将他遗体入土安葬。
外公去世后，母亲全家人又作为反革命家属而挨批斗。外婆把外公的《起义证》、《毕业证书》、《自传》等大量遗物烧毁。不久，母亲的祖父戴长安教授，也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。
1966年秋天，母亲经人介绍与通榆县四中教师孙成德结婚。他们婚后生育四子一女，她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环境，曾先后在大队小学和县工农兵小学，当了16年教师。后来去砖厂推原土、去建筑队高空作业、去铁西打草捆、去水泥厂搬运水泥等。强壮男子都望而却步的重体力劳动，她一干就是十多年。
1975年春的一天上午，母亲见胡同口有人围观，胡同内的一家平房上空浓烟滚滚，她听围观人说，这家人不在家，屋里还有一个婴儿被困。母亲不顾个人安危，马上冲进屋内将婴儿救出，又将孩子送到医院抢救。
1980年，母亲经请示有关领导同意，在父亲所在学校门口附近卖雪糕，这一卖就是32年，她不会骑自行车，每天推着自行车，车后架上带着一个大雪糕箱子 ，起早贪黑，风雨无阻，从未间断和放弃过。
1983年，政府为外公和祖外公平反时，决定给母亲安排正式工作，也就是当时的“铁饭碗”。她却毫不犹豫的把这个工作指标，让给了自己的弟弟，此义举绝非一般女性所具有，这就是她真、善、美的再次体现和升华。
后来，她又带着我们卖对联、卖西瓜等。母亲和我们始终风雨同舟，所付出的辛苦，不是常人能付出的。她曾多次拾到学生落下的钱包、手机、手表等物品，累计折合人民币数千元，均已退还失主。
1988年，我在县职高毕业后，分配在县红星镇中心校任教。为了支持我的工作，母亲为我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和大量生活学习用品用具，并反复叮嘱我要好好工作，争取有所作为。
1989年3月，我和二弟同时应征入伍，并在部队服役期间多次立功受奖，还被中央军委授予“首都卫士”称号。
我复员后，与本县一同龄女结婚。后来一度偏离人生轨迹，是母亲多次帮教我，把我从噩梦中唤醒。
2003年1月，在母亲的劝说下，我外出打工至今。现我又再次成了家，又生育一儿一女，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汽车、楼房和公司，拥资百万。我事业的再次崛起，凝结着母亲的心血，这是她无偿抚养我的长子17年的结果。母亲曾对人说：“我家多灾多难，不幸一次又一次降临我家，但我从不屈服，为了儿女们，我宁愿一辈子屈己待人。”
2002年，我的三弟，因车祸伤及大脑，患上精神病，每次犯病时都砸坏家里的物品。她就带着儿子四处求医，一年住院大半年，每年花数万元。三弟因病未婚，母亲就承担起照顾他的全部重担，八年如一日，不离不弃。
1998年12月19日，我的四弟，因受老师的批评，受到精神刺激，离家出走，慈母13年万里寻找，足迹踏遍全国18个省，总行程约20000公里。她曾通过警方和媒体寻找无果。母亲现在是暮年老人，心中思念四弟，有生之年再见四弟，是她心中最美好的愿望。
一天夜里，父亲因病昏迷不醒，她再叫车已经来不及了，母亲就把父亲背到医院，经抢救脱险了。接着一连两个月，她一直在医院照顾父亲，终于使父亲痊愈出院。
1980年，县里一位女教患尿毒症，她就捐了10元钱，当时的冰棍是5分钱一根，得卖多少根冰棍才挣10元钱，这凝聚着她的爱心。
1982年春，母亲的三弟妹在医院做人产，需要大量输血，她就找到县卫生局领导，说明情况，为她免费输了2200cc血，她在医院照顾弟妹40多天，不是姊妹胜过亲姊妹。
1989年，母亲的妹夫患肝癌晚期，大夫说最多能活三个月。她听说省城医院有一种药治疗效果好，她就每个月去一次省城医院，为妹夫取药，每次取药时，都带上救心丸防止自己的心脏病发作，就这样妹夫又活了两年多才去世，是她用亲情和爱心延续了妹夫的生命。
1990年2月，外婆去世，享年75岁。母亲就出资为母亲办理了丧事，又在父母合葬墓前立了一块石碑。从此，每年清明她都要来到墓前祭奠，以此表达自己对已故父母的深深怀念之情。
2000年，母亲的一位邻居患双椎血管瘤，她先后两次主动陪这位邻居去北京治病，帮邻居排队挂号、买饭、喂饭、按摩、接大小便等，一呆就是三个月。
2003年，母亲家的邻居家孩子考上天津航空大学，家境困难，母亲就把这孩子领到县民政局，工商局，为他求得捐款万元。还把这个孩子送到大学，向学校领导反映，还写国家奖学金申请书。学校为他申请了二等国家奖学金，每年发他4000元。
2007年，母亲的侄子患白血病，母亲为他捐款2000元，还动员亲属为他捐款。她还找到县民政局的领导，将侄儿原来的低保改为高保。侄儿的女儿所在学校也免去了她的学费，校长每学期还为他的女儿捐两百元。为了有助于侄儿病情的好转，她经常为侄儿买来大米、肉、鸡蛋等食品，通过三年的治疗，现在已经痊愈。
2010年，母亲的大哥患重病已危及生命，他的儿子却将父亲锁在家中，不给治病。母亲和亲属们马上将她的哥哥送到省城医院治疗，终于使他保住了命。这次如果不是她为哥哥挺身而出，强迫侄子为哥哥治病，她哥哥这条老命恐怕早已经交待了。
今年三月，母亲的三哥患食道癌晚期，母亲为他带头捐款5000元看病。
多年来，中共吉林省通榆县委、县政府经常照顾这个特殊的家庭。县总工会，县教育局、县民政局、开通镇人民政府，以及父亲所在第四中学等单位领导，经常为这个饱经磨难、自强不息、拼搏不止的家庭捐款。现在，母亲依靠党的好政策，生活条件略有改变。但仍有十几万元的债务，母亲拒绝子女帮助还债，她说，我的不幸不能留给下一代，我会在有生之年还上债务
四川省汶川县和青海省玉树县发生特大地震时，在母亲的带领下，我们全家累计为灾区捐款1800元，她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和影响下一代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为之灾区同胞们捐献出一点爱心。她用真情，回报党和政府，回报社会。
去年母亲已经向当地党组织递交了《入党申请书》。这位东方传奇平凡女性，经历大半个世纪的风霜洗礼，终于，真正认识到：只有党和政府才是自己真正的依靠。去年五月《中华儿女》杂志、去年九月《绿野》文学季刊、去年九月《今天》杂志，以及中国好人网，中国文明网等媒体，分别为母亲刊发了长达万字的纪实报道，在全国各地和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
目前，中共吉林省通榆县委，已为母亲呈报由中部、新华社、中央精神文明办联合主办的“中国好人”网上评比活动。现在，母亲已被吉林省委评委；“吉林好人”、“道德模范”候选人；本月6日至25日，母亲参加了国家级“中国好人”评比活动。儿女们祝她成功！
第一届“新世纪之声·和谐中国征文表彰大会”，在人民大会堂紧张有序地进行着，我坐在代表席上，心情澎湃，思绪万千。我回忆起自己走过的每一个人生经历，都凝结着母亲的心血。长期以来，尽管我和母亲相隔千里，但我无法走出母亲的目光。
1988年，我在县职业中等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乡镇小学担任教师，我认真完成各项任务。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家访，对于因家庭经济条件差要退学的学生，自身家境并不富裕的我毫不犹豫的拿出自己的工资，资助王洪亮等三名特困生重返校园。
为了缓解农村小学经济窘迫的局面，我经请示中心校领导的批准，利用业余时间和同事穆全程、穆宏泽、王喜中等人，带领学生在宽阔的校园内种植了大豆、蓖麻、向日葵等经济作物，既美化了校园，又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，还创了收。学校用创收的钱为每个班级订阅报刊杂志，为特困学生免收学费，还建议学校设立了“优秀学生奖学金”等。同时，也改善了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师待遇。
1989年3月，我弃笔从戎，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。我在部队服役五年期间，圆满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。我还和战友们一起，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照顾十几位孤寡老人、军烈属、残疾人，密切了军民关系，受到驻地群众的称赞，当地媒体多次报道我们的事迹。
1991年6月，我在辽宁省盖县服兵役时，经常利用业余时间，义务照顾驻地一位曾参加抗美援朝、二等功臣、县蔬菜公司离休干部王哲老人。我经常为老人打扫房间和院子，为老人理发、洗衣服等，他有时还为老人买来营养品。为此当时的《盖县周讯》还做了详细报道。
我调到吉林省长春市某部服役时，有幸成为原某集团军政委、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将军的士兵，并多次得到将军的关怀、鼓舞和会见，这是我一生的光荣和自豪。
那时，我和战友们一起长期照顾，朝阳区一家敬老院，一位已加入中国国籍的日本暮年孤寡老人山岛君江，每逢节假日，我和战友们都要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唱着嘹亮的军歌，来到敬老院看望山岛君江老人。为她搞室内外卫生，同老人亲切交谈。有时还为老人带来大量慰问品。老人的妹妹从日本来信，邀请她回日本度过晚年，可他回到日本不久，就提前一个月又返回中国长春，回到了我和官兵中间。她逢人便讲：“孙彦东和这些官兵都是好样的，我离不开他们。”
为此，当时的《长春日报》、《前进报》都以《官兵义务照顾老人十八载 山岛君江留恋中国到暮年》的报道。此举被春城人民传为佳话！
因此，我多次立功受奖。以此回报母亲和社会。
2003年1月，我复员后单身来到北京河北燕郊交界处，长期以打工为生，我摆过地摊，擦过皮鞋，我还经常在多家企业做临时工、合同工。生活曾一度艰难，身上口袋里有时不足百元，连生活都成问题。
后来，我做了中国联通无线座机业务员，常年骑自行车，走东家串西家，上门办理无线座机电话业务，终于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。我把挣到的钱寄回家里，为父母还了部分债务，还购买了楼房和汽车。
2010年3月，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，还聘请了一名会计师、一名司机和三名业务员。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，守法经营、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不久，我购买了一辆汽车。
2003年春季，我与安徽省肥东县一名打工女子张春梅结婚，婚后我们生育了一儿一女，现在燕郊汇福实验小学读书。我经常教育子女要尊老爱亲、乐意助人，争取做一个将来对社会和家庭有用的人。
2006年秋天，我曾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，从事短暂出租车工作。有一次，我拉着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到北京市内找人，结果到了地方，人没有找到，该男子有没有钱付车费，我只好又将男子拉回来。男子表示第二天早上坐公交车回家，可他身无分文，又十分饥渴，我拿出20元给他，让他买了碗面条吃，明早再坐公交和回家。
2006年冬季，我的一位老乡刘学明，来北京看病，当我知老乡经济困难时，马上送他1000元做为医药费。
2007年秋季的一个下午，我开着车行至一个没有限高标志的桥时，车顶被刮伤，我将车停在一旁报了警，就在我等候警察来处理时，又见多辆汽车被刮顶，这些司机怕麻烦，无一报警，只是停下车看了看，骂几句就走了。我一边拿出手机给被刮车辆照相，一边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安全。交警赶到时，在我的事故单中写道：“限高杆主负全责。”那么谁又是限高杆主呢？我不顾多想，一直留在现场，提醒过往车注意安全，直到晚上，限高杆主来到现场，我才离开。
那一天，我一整天没有工作、没有吃饭，但我至少避免了近百辆机动车车顶被刮，我暗自庆幸自己给广大司机朋友们避免了经济损失。同时，我也十分气愤，限高杆主“见死不救”，设立限高杆却不设限高标志，责任重大。于是，我迅速向媒体反映。很快，《新京报》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纷纷做了报道。我想自己一定要让限高杆主，增强法制观念和责任感。同时，也避免他人财产损失。于是，我将限高杆主告上法庭，为自己和全部被刮的车辆讨回公道。为此，北京电视台《法制进行时》栏目还做了专题报道。
2007年的一天傍晚，天下着雨，我打着伞到所住小区门外的商店购买生活用品，当我路过机动车流量较大的道路时，见到前方堵车，我走上前仔细观看，原来有一根有线电视线被风吹掉在地，造成交通堵塞。
我马上找来一根木棍，将横在路面上的线高高举过头顶，让机动车缓缓通过。我又拿出手机报了警，20分钟后，警察赶到现场，我才离开。此时我的衣服已被雨水淋湿，雨伞被风刮走了。
2010年夏季，我去菜园买菜时，见一菜农将1800元承包费用，交给了被承包人，被承包人没有留下收条就离开了。事后这名被承包人否认已收取承包人的承包费，我闻讯后十分气愤后应菜农的请求，先后到派出所和法庭，为这位菜农作证。但我拒绝菜农给的辛苦费。
2010年8月，我回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家乡，当我看到惜日的战友徐世军，生活艰难时，我当场送给2000元生活费。徐世军激动的说：“战友不忘本，真行。”
去年夏天，我住旅店时，听到一个旅客说，他刚刚因酒后驾车被交警处罚了，当我听到“交警是在马路上，当场让人验血化验时。”我认为“在马路边采血，未经消毒，对人体有害，验血结果不准确，不应作为交警处罚的依据。”我受这名旅客的委托，向有关部门提起申诉，第二天，这名旅客的处罚决定被当地交警撤销。
去年夏季的一天，我驾车至北京和燕郊的交界处时，我看见自己开车的正前方公路上，有一个井盖不见了，我马上避开，险些掉入。我马上将车停在辅路上，打开事故报警灯，我快速在路边找来了很多树枝和红砖，堆在井口处，提示过往司机注意安全，避免事故，我还用手机报了警。
去年6月的一个傍晚，我见马路上行驶的轿车将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撞伤后逃匿，我牢牢的记住了这个车号，上前迅速住准备替受伤男子报警，却被受伤男子拦住，原来他是无证驾驶，怕公安机关处罚，不敢报警。我很为难，帮受伤男子扶起摩托车后，受伤男子推着车离开了。我用手机向交警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和逃匿车车号。
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中午，燕郊镇供热公司的两位维修工人，来到美林湾小区47号楼2205室，为我检查暖气管道。当他们在22层走廊内，把暖气放水管道打开时，顿时水如泉涌，喷射在走廊的地面上。原来，这两位工人经验不足，不知关水闸门在哪里。又因手机无信号无法与公司取得联系，大量的暖气水喷泄不止。
该栋楼共22层，每层5户，共120户业主的经济财产面临严重威胁。这时，我见状，马上从自己家里拿出浴巾、毛巾、毯子等物，试图将喷水口堵上，却因水势太猛无法靠近，而未成功。我又再次回到自己家里，家出了盆、铁锹等工具，将水快速排到安全出口。
这时，我的衣服和鞋都湿了，累得直喘粗气，可我不敢停下，仍然奋力抢险，一连干暖气水从22层的安全出口，一直流到1层的安全出口，被楼管员发现并关闭了闸门。这时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累得坐在地上，脸上却露出了喜悦的笑容。
因我及时施救，助人为乐，见义勇为。终于，为整栋楼业主避免了至少几百万元的经济损失。
为此，今年1月13日，《廊坊都市》报A11版，以《好人孙彦东：心中有爱 阳光常在——记中央军委“首都卫士”金质奖章获得者、三等功臣、退伍军人孙彦东》为题，详细报道了我的事迹。该稿占四分之三的版面，并配发了编者按。
我在打拼这九年中，我多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，多次为灾区和慈善机构捐款；还经常向市长热线反映民生情况；每当我遇到特殊情况，紧急情况，我都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，助人为乐，以尽公民职责。
去年9月，由国家司法部主办的《黄丝带》杂志，以近万字的篇幅，详细报道了我的事迹。
今年8月，我将应吉林省司法厅之约，赶赴该省参加“孙彦东先进事迹演讲会” 。
今年1月13日，《廊坊都市》报在A11版，发表了我近一个整版的事迹，反响强烈，在该文配发的编者按中写道“ 不要因为社会的冷漠而耿耿于怀，不要由于人心的疏离牢骚满腹；社会的温暖，人情的纯真，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。孙彦东是个好人，他保持住了纯真的内心和坚定的信仰，当有人问他行善的动机时，他说：“心中有爱，阳光常在。”
我始终以母亲为榜样，心怀善意，老实做人，踏实走路。现已北京有房、有车、有公司等。令我感动的是，母亲全家来到东北至今已大半个世纪，当她面对贫困，甚至丧失亲人时，她毅然挺起自己永不弯折的中国脊梁。母亲对家庭、对子女、对社会、对亲朋、对熟悉和陌生的人们，她始终都充满爱心和责任，微笑面对一切，尊老爱亲、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拾金不味，在自己平凡的生活中，演绎出许多感人肺腑的壮丽篇章，被人们传为美谈。母亲的事迹地深深地感染着我们。
在本次大会上组委会主任许冬在即兴演讲中，动情地说；“来自吉林省参会代表戴老妈妈，一生做好事无数，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戴老妈妈站起来，让大家认识一下。”全场掌声响起来，母亲泪水流出来。她一边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躬身向全场致敬。那是党和政府对母亲一生的高度认可。
会上母亲荣获“和谐中国：企业改革与创新领军人物”、“爱我中华；共创和谐影响力优秀人物”。
由我撰写母亲的纪实《感恩奉献 书写大爱》，在本次征文评比中获得金奖。我还获“和谐中国；2011年度优秀中华儿女新闻人物”、“爱我中华共创和谐影响力优秀人物”。
令我和母亲难忘的是，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·阿不都热西提，亲自为我和母亲颁奖，并合影留念。这是我们母子和家乡人民共同的荣誉。
会议闭幕之际，我和母亲再次牵手，缓缓地离开了人民大会堂。我看到母亲的目光一直在仔细地打量着路经会堂的各个角落、摆设、会厅。我知道，她的心永远地留在了这里……
本次盛会留给我的是视野的开阔，心灵的净化，创作的改变，人格的提升，思想的飞跃……
2012年5月19日上午10时，我和年迈七旬的母亲戴子淑，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应邀携手共同步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，参加了由中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、中华儿女报刊社、中华全国工商联、人民政协报社，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“新世纪之声·和谐中国”征文活动表彰大会。
初次走到桥头，看到急流奔过，听到哗哗喧腾的水声，我就吓得闭上眼睛，赖着要求母亲背我过桥。母亲没有答应，她拉我上了桥，教我一步步地踩着她的足迹走。我的脚不听使唤，哪有洞就往哪踩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费了多大劲，我才嚎啕大哭地过了桥，母亲也累得不汗淋漓。但她一直没有背我。
2003年1月，在母亲的劝说下，我外出打工至今。现我又再次成了家，又生育一儿一女，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汽车、楼房和公司，拥资百万。我事业的再次崛起，凝结着母亲的心血，这是她无偿抚养我的长子17年的结果。母亲曾对人说：“我家多灾多难，不幸一次又一次降临我家，但我从不屈服，为了儿女们，我宁愿一辈子屈己待人。”
1989年，母亲的妹夫患肝癌晚期，大夫说最多能活三个月。她听说省城医院有一种药治疗效果好，她就每个月去一次省城医院，为妹夫取药，每次取药时，都带上救心丸防止自己的心脏病发作，就这样妹夫又活了两年多才去世，是她用亲情和爱心延续了妹夫的生命。
1990年2月，外婆去世，享年75岁。母亲就出资为母亲办理了丧事，又在父母合葬墓前立了一块石碑。从此，每年清明她都要来到墓前祭奠，以此表达自己对已故父母的深深怀念之情。
2000年，母亲的一位邻居患双椎血管瘤，她先后两次主动陪这位邻居去北京治病，帮邻居排队挂号、买饭、喂饭、按摩、接大小便等，一呆就是三个月。
2003年，母亲家的邻居家孩子考上天津航空大学，家境困难，母亲就把这孩子领到县民政局，工商局，为他求得捐款万元。还把这个孩子送到大学，向学校领导反映，还写国家奖学金申请书。学校为他申请了二等国家奖学金，每年发他4000元。
2007年，母亲的侄子患白血病，母亲为他捐款2000元，还动员亲属为他捐款。她还找到县民政局的领导，将侄儿原来的低保改为高保。侄儿的女儿所在学校也免去了她的学费，校长每学期还为他的女儿捐两百元。为了有助于侄儿病情的好转，她经常为侄儿买来大米、肉、鸡蛋等食品，通过三年的治疗，现在已经痊愈。
2010年，母亲的大哥患重病已危及生命，他的儿子却将父亲锁在家中，不给治病。母亲和亲属们马上将她的哥哥送到省城医院治疗，终于使他保住了命。这次如果不是她为哥哥挺身而出，强迫侄子为哥哥治病，她哥哥这条老命恐怕早已经交待了。
今年三月，母亲的三哥患食道癌晚期，母亲为他带头捐款5000元看病。
多年来，中共吉林省通榆县委、县政府经常照顾这个特殊的家庭。县总工会，县教育局、县民政局、开通镇人民政府，以及父亲所在第四中学等单位领导，经常为这个饱经磨难、自强不息、拼搏不止的家庭捐款。现在，母亲依靠党的好政策，生活条件略有改变。但仍有十几万元的债务，母亲拒绝子女帮助还债，她说，我的不幸不能留给下一代，我会在有生之年还上债务
四川省汶川县和青海省玉树县发生特大地震时，在母亲的带领下，我们全家累计为灾区捐款1800元，她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和影响下一代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为之灾区同胞们捐献出一点爱心。她用真情，回报党和政府，回报社会。
去年母亲已经向当地党组织递交了《入党申请书》。这位东方传奇平凡女性，经历大半个世纪的风霜洗礼，终于，真正认识到：只有党和政府才是自己真正的依靠。去年五月《中华儿女》杂志、去年九月《绿野》文学季刊、去年九月《今天》杂志，以及中国好人网，中国文明网等媒体，分别为母亲刊发了长达万字的纪实报道，在全国各地和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
目前，中共吉林省通榆县委，已为母亲呈报由中部、新华社、中央精神文明办联合主办的“中国好人”网上评比活动。现在，母亲已被吉林省委评委；“吉林好人”、“道德模范”候选人；本月6日至25日，母亲参加了国家级“中国好人”评比活动。儿女们祝她成功！
1988年，我在县职业中等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乡镇小学担任教师，我认真完成各项任务。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家访，对于因家庭经济条件差要退学的学生，自身家境并不富裕的我毫不犹豫的拿出自己的工资，资助王洪亮等三名特困生重返校园。
为了缓解农村小学经济窘迫的局面，我经请示中心校领导的批准，利用业余时间和同事穆全程、穆宏泽、王喜中等人，带领学生在宽阔的校园内种植了大豆、蓖麻、向日葵等经济作物，既美化了校园，又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，还创了收。学校用创收的钱为每个班级订阅报刊杂志，为特困学生免收学费，还建议学校设立了“优秀学生奖学金”等。同时，也改善了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师待遇。
1991年6月，我在辽宁省盖县服兵役时，经常利用业余时间，义务照顾驻地一位曾参加抗美援朝、二等功臣、县蔬菜公司离休干部王哲老人。我经常为老人打扫房间和院子，为老人理发、洗衣服等，他有时还为老人买来营养品。为此当时的《盖县周讯》还做了详细报道。
我调到吉林省长春市某部服役时，有幸成为原某集团军政委、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将军的士兵，并多次得到将军的关怀、鼓舞和会见，这是我一生的光荣和自豪。
那时，我和战友们一起长期照顾，朝阳区一家敬老院，一位已加入中国国籍的日本暮年孤寡老人山岛君江，每逢节假日，我和战友们都要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唱着嘹亮的军歌，来到敬老院看望山岛君江老人。为她搞室内外卫生，同老人亲切交谈。有时还为老人带来大量慰问品。老人的妹妹从日本来信，邀请她回日本度过晚年，可他回到日本不久，就提前一个月又返回中国长春，回到了我和官兵中间。她逢人便讲：“孙彦东和这些官兵都是好样的，我离不开他们。”
为此，当时的《长春日报》、《前进报》都以《官兵义务照顾老人十八载 山岛君江留恋中国到暮年》的报道。此举被春城人民传为佳话！
因此，我多次立功受奖。以此回报母亲和社会。
后来，我做了中国联通无线座机业务员，常年骑自行车，走东家串西家，上门办理无线座机电话业务，终于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。我把挣到的钱寄回家里，为父母还了部分债务，还购买了楼房和汽车。
2010年3月，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，还聘请了一名会计师、一名司机和三名业务员。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，守法经营、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不久，我购买了一辆汽车。
2003年春季，我与安徽省肥东县一名打工女子张春梅结婚，婚后我们生育了一儿一女，现在燕郊汇福实验小学读书。我经常教育子女要尊老爱亲、乐意助人，争取做一个将来对社会和家庭有用的人。
2006年秋天，我曾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，从事短暂出租车工作。有一次，我拉着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到北京市内找人，结果到了地方，人没有找到，该男子有没有钱付车费，我只好又将男子拉回来。男子表示第二天早上坐公交车回家，可他身无分文，又十分饥渴，我拿出20元给他，让他买了碗面条吃，明早再坐公交和回家。
2007年秋季的一个下午，我开着车行至一个没有限高标志的桥时，车顶被刮伤，我将车停在一旁报了警，就在我等候警察来处理时，又见多辆汽车被刮顶，这些司机怕麻烦，无一报警，只是停下车看了看，骂几句就走了。我一边拿出手机给被刮车辆照相，一边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安全。交警赶到时，在我的事故单中写道：“限高杆主负全责。”那么谁又是限高杆主呢？我不顾多想，一直留在现场，提醒过往车注意安全，直到晚上，限高杆主来到现场，我才离开。
2007年的一天傍晚，天下着雨，我打着伞到所住小区门外的商店购买生活用品，当我路过机动车流量较大的道路时，见到前方堵车，我走上前仔细观看，原来有一根有线电视线被风吹掉在地，造成交通堵塞。
我马上找来一根木棍，将横在路面上的线高高举过头顶，让机动车缓缓通过。我又拿出手机报了警，20分钟后，警察赶到现场，我才离开。此时我的衣服已被雨水淋湿，雨伞被风刮走了。
2010年夏季，我去菜园买菜时，见一菜农将1800元承包费用，交给了被承包人，被承包人没有留下收条就离开了。事后这名被承包人否认已收取承包人的承包费，我闻讯后十分气愤后应菜农的请求，先后到派出所和法庭，为这位菜农作证。但我拒绝菜农给的辛苦费。
2010年8月，我回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家乡，当我看到惜日的战友徐世军，生活艰难时，我当场送给2000元生活费。徐世军激动的说：“战友不忘本，真行。”
去年夏季的一天，我驾车至北京和燕郊的交界处时，我看见自己开车的正前方公路上，有一个井盖不见了，我马上避开，险些掉入。我马上将车停在辅路上，打开事故报警灯，我快速在路边找来了很多树枝和红砖，堆在井口处，提示过往司机注意安全，避免事故，我还用手机报了警。
去年6月的一个傍晚，我见马路上行驶的轿车将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撞伤后逃匿，我牢牢的记住了这个车号，上前迅速住准备替受伤男子报警，却被受伤男子拦住，原来他是无证驾驶，怕公安机关处罚，不敢报警。我很为难，帮受伤男子扶起摩托车后，受伤男子推着车离开了。我用手机向交警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和逃匿车车号。
该栋楼共22层，每层5户，共120户业主的经济财产面临严重威胁。这时，我见状，马上从自己家里拿出浴巾、毛巾、毯子等物，试图将喷水口堵上，却因水势太猛无法靠近，而未成功。我又再次回到自己家里，家出了盆、铁锹等工具，将水快速排到安全出口。
因我及时施救，助人为乐，见义勇为。终于，为整栋楼业主避免了至少几百万元的经济损失。
为此，今年1月13日，《廊坊都市》报A11版，以《好人孙彦东：心中有爱 阳光常在——记中央军委“首都卫士”金质奖章获得者、三等功臣、退伍军人孙彦东》为题，详细报道了我的事迹。该稿占四分之三的版面，并配发了编者按。
我在打拼这九年中，我多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，多次为灾区和慈善机构捐款；还经常向市长热线反映民生情况；每当我遇到特殊情况，紧急情况，我都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，助人为乐，以尽公民职责。
去年9月，由国家司法部主办的《黄丝带》杂志，以近万字的篇幅，详细报道了我的事迹。
今年1月13日，《廊坊都市》报在A11版，发表了我近一个整版的事迹，反响强烈，在该文配发的编者按中写道“ 不要因为社会的冷漠而耿耿于怀，不要由于人心的疏离牢骚满腹；社会的温暖，人情的纯真，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。孙彦东是个好人，他保持住了纯真的内心和坚定的信仰，当有人问他行善的动机时，他说：“心中有爱，阳光常在。”
我始终以母亲为榜样，心怀善意，老实做人，踏实走路。现已北京有房、有车、有公司等。令我感动的是，母亲全家来到东北至今已大半个世纪，当她面对贫困，甚至丧失亲人时，她毅然挺起自己永不弯折的中国脊梁。母亲对家庭、对子女、对社会、对亲朋、对熟悉和陌生的人们，她始终都充满爱心和责任，微笑面对一切，尊老爱亲、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拾金不味，在自己平凡的生活中，演绎出许多感人肺腑的壮丽篇章，被人们传为美谈。母亲的事迹地深深地感染着我们。
在本次大会上组委会主任许冬在即兴演讲中，动情地说；“来自吉林省参会代表戴老妈妈，一生做好事无数，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戴老妈妈站起来，让大家认识一下。”全场掌声响起来，母亲泪水流出来。她一边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躬身向全场致敬。那是党和政府对母亲一生的高度认可。
会上母亲荣获“和谐中国：企业改革与创新领军人物”、“爱我中华；共创和谐影响力优秀人物”。
由我撰写母亲的纪实《感恩奉献 书写大爱》，在本次征文评比中获得金奖。我还获“和谐中国；2011年度优秀中华儿女新闻人物”、“爱我中华共创和谐影响力优秀人物”。
令我和母亲难忘的是，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·阿不都热西提，亲自为我和母亲颁奖，并合影留念。这是我们母子和家乡人民共同的荣誉。
会议闭幕之际，我和母亲再次牵手，缓缓地离开了人民大会堂。我看到母亲的目光一直在仔细地打量着路经会堂的各个角落、摆设、会厅。我知道，她的心永远地留在了这里……
本次盛会留给我的是视野的开阔，心灵的净化，创作的改变，人格的提升，思想的飞跃……
责任编辑：上道城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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